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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娱乐官网: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嘉宾观点汇总(六)

时间:2019/4/3 13:11:14  作者:  来源:  查看:3  评论:0
内容摘要:  开幕式  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致欢迎辞  李伟表示,中国跨入新时代、坚持扩大开放,就是要开新渠、引活水,就是要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这是中国持续保持发展活力的关键。  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
  开幕式

  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致欢迎辞

  李伟表示,中国跨入新时代、坚持扩大开放,就是要开新渠、引活水,就是要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这是中国持续保持发展活力的关键。

  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抬头,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变中有危,变中有机,充满不确定性。

  李伟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共聚一堂,正是为了携手应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这届论坛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就是要在不确定中,寻觅积极的确定性;在分歧中,寻觅共识;在疑惑中,增进信任;在忧虑中,增强信心”。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


  蔡澈在致辞中表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20届年会。不管是改革开放的成功,还是发展论坛的成功,都代表了中国几十年转型的成功。蔡澈以亲历的戴姆勒在北京的合资过程,说明了中国改革超乎预期的成就。十年前,戴姆勒跟北汽集团的合资企业——北京奔驰预计规划产能只有3万台。现在,北京奔驰已经迅速发展成戴姆勒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年产量是最初规划产量的16倍,北京目前也是戴姆勒德国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

  “最近有一些声音在质疑全球化时代是否即将终结”,蔡澈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表示,国际环境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更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自贸并开放市场,而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举轻若重的作用。蔡澈高度赞赏中国高层领导对推动全球化进程做出的承诺。“过去,中国是我们的一部分;现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决定成败的关键部分。”

  稳中求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


  宁吉喆介绍了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绩、思路和举措。他表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既有总量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但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经济循环不够顺畅。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过去一年,围绕“破立降”这三个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出台实施一批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宁吉喆表示,今年中国将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上狠下功夫,着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持续加大破立降力度;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动性积极性;着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着力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他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保护外资。

  对经济走势,宁吉喆称,中国经济运行继续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任务。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全球经济依然面临新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新的更大机遇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税源不足,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由此导致一些事权支出不可持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足,以及环保支出不足。中国供给侧改革需要选择正确的措施。

  在他看来,供给侧改革措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只会削弱需求,阻碍增长,增加不平等,而正确的供给侧措施会增加需求,平衡眼下和未来,实现更多目标。他认为,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是失败的,减税、放松管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不平等加剧,增加了不确定性,部分行业集中度提高。中国应吸取教训,增加在研发、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增加女性、老年人的工作机会,投资更多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而非房地产。同时,要建立强大的竞争政策。做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平衡,加强市场监管,解决环境问题,减少不平等,促进生产率和私营部门利润率的提高。

  斯蒂格利茨还强调,供给侧改革需要更好的税收设计,中国需要增加房地产税、环保税和资本利得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则要非常小心,美国和德国的实践中,企业投资均未明显增加,经济并没有变得更有活力。

  在回答提问时,斯蒂格利茨表示,去产能面临工人不想失业、地方政府不想丢掉收入来源两大障碍。要克服这两大障碍,需要有活力的就业市场,这要求产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相配套,同时也要加快财税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税基。

  积极财政政策新举措

  财政部部长刘昆


  刘昆指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会以全面推开营改增和普遍性降费为主要抓手,不断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保持较高财政支出的强度,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的实施落地。

  其中,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要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去年,中国减税规模和占经济总量比重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今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加明显的降费,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近2万亿元,力度将明显超过去年。同时,今年1月份出台了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放宽了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涉及企业1798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

  刘昆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尽快出台有关政策方案,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的感受。

  与此同时,今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有所放缓,而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收支平衡压力较大。刘昆表示,通过统筹收入、赤字和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式,加上采取中央和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收回长期沉淀资金等措施,今年预算安排财政支出超过23万亿元,增长6.5%。中央对地方经常性转移支付增长10.9%。安排财政赤字2.76万亿元,比2018年增加3800亿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此外,财政部还安排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2018年增加8000亿元。刘昆继续指出,将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争取在9月底前将全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万亿元发行完毕,同时,督促各地加快资金拨付,及时用在项目上,充分发挥对地方稳投资、扩内需的积极作用。

  刘昆表示,面对收支平衡压力,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其所、用得安全,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迈克尔·斯宾塞表示,财政政策有不同的目的,一是可以提供就业、提供公共服务。二是财富的再分配,灾害救助、失业补偿和就业培训等都属于这个方面。三是共同投资于一些重要的项目,支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这是国家长期所需要的。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的杠杆率不降反升,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刺激了经济主体大规模举债,这累积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风险问题。斯宾塞举例,美国在养老金方面的责任义务非常大,有非常庞大的支出需求。

  纽约大学教授、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斯宾塞提醒,目前不光利率低,通胀低,经济增速也低。这样的环境下,债务的阴影使得有些加杠杆的国家更加脆弱,对这种情况应当警惕。

  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易纲表示,金融业的本质是竞争性服务业,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主要有三大职能,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和提供金融服务。通过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引入各类金融机构和产品,可以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差异化的金融需求。此外,对外开放还能规范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完善金融机制的供给。在我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主动地学习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的经验,使我们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进步更快。

  他指出,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势在必行,如何推进有五点考虑。

  首先要坚持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给予同等的待遇和同等的监管标准。

  其次是全面实施准国民待遇加负面管理清单管理制度,确保中外资机构皆可以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开放。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提高政策制定透明度。

  第五,要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并接受监管。

  易纲强调,要完善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2018年以来,中国的风险防范体系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第二,稳定了宏观杠杆率;第三,影子银行业进一步规范;第四,完善了宏观审慎管理。未来要适应不断提升的金融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一是要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的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作用;三是要加强金融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最后,要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

  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雅各布·卢表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对内不是件讨好的事,但能带来效率,让各方受益,也有利于市场竞争。而完全开放的市场,需要在资本流动、资本账户上的充分开放。尽管开放过程中会有一些颠簸,市场会有起伏,甚至中间会有干扰,但仍然需要坚持和拥抱开放市场的原则。比如,当年美国洛克菲勒大厦被日本企业买下,当时这单交易在美国国内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然而现在回头看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政府必须有意愿来缓和公众对开放市场的焦虑,毕竟历史已经证明了,开放的市场可以带来双赢。

  他认为,中国的汇率改革是更市场化的举措,可以让人民币汇改更有可信度。另外,从十多年前的金融危机汲取的教训是需要透明度,需要知道风险来自哪里,需要有能力及时应对。中国需要学习美国的教训,不仅仅看传统的金融产品,还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包括在影子银行部门和金融科技领域的产品,重视它们会带来的潜在问题。过去一两年,中国发现去杠杆非常必要,但也很困难,这些问题也需要政策制定者持续不断地加以解决。

  中美关系:挑战与应对

  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执行董事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大卫·鲁宾斯坦


  鲁宾斯坦表示,中美将再次谈判,中美贸易协议可能很快达成,但这个协议不可能解决所有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而且就算协议达成,美国国会也不可能会很容易批准其通过,而通过之后也会有执行的问题。但是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可能会重启经济增长。

  他引述在座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著作《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观点称,当世界上存在两个大国时,两者会对立冲突,可能会打仗,但是如果双方有协议,至少可以避免武力冲突。

  鲁宾斯坦续指,对于中美甚至全世界的企业界、非政府组织(NGO)等来说,超越中美之间的摩擦,还有更多的议题可以合作。第一是跟地球有关的,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太空探索、核不扩散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第二是中美可合作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特别是解决老年痴呆症、肥胖和癌症问题。第三是谋求人类福祉和繁荣,例如相互合作消除文盲,让更多人能接触到互联网,另外人工智能也应该是帮助提升人类福祉的工具,而不是武器化。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将逐渐减弱,而美国执意对中国加收关税的行为也有损自身利益。

  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逐渐升级为高收入国家,同时中国也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从低收入国家升级,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根本原因。目前,中美贸易的逆差被解读夸张了。尽管中国出口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到美国,但中国也进口了很多中间产品、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是从其他亚洲经济体进口的。

  他续指,中国正在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行业的竞争优势将逐渐丧失。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也会转移到其他正在进行贸易升级的国家,例如越南、柬埔寨等。到那时,中美逆差贸易不平衡现象会逐渐得到扭转。

  合作共赢新机遇

  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李伟在欢迎辞中表示,成就过去数十年中国发展奇迹的诸多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走了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和世界合作共赢的道路。现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景、追求合作共赢的诚意、改革开放的道路、对多边主义和现行国家体系的承诺均没有改变。他强调,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巨大的机遇,而非负担和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疲软,多边主义国际体系面临考验,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环境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李伟表示,越是在这个时刻,中国越是要坚定对外开放的承诺,主动加快开放进程,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一份可贵的确定性。

  “开放就是水,有水才能行船,水涨才能船高。”他说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


  肖亚庆也强调称,中国政府扩大开放、寻求合作共赢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坚定的。大到中国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的大政方针,具体到中国国有企业,均是如此。

  他表示,合作共赢的思想一直贯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就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之间的联合经济相互混合,同时国有企业也在积极探索与外资企业的合作。目前已经形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局面。

  肖亚庆介绍,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加大与各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合作力度,并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

  一是在产权合作上形成了新的局面。中央企业积极利用股权市场、产权市场,超过三分之二的子企业已经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部分企业还引进了外资。

    二是在中国市场合作上实现了新的进步。

    三是在产业分工合作上取得了新成效。全球市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四是在重大工程项目投资上迈上了新台阶。

  肖亚庆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也在几方面带来了重大机遇:

  一是经济转型。目前中国工业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必须向发达经济体学习。中国不能简单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路子,而是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因此发展空间巨大。目前中国政府在金融、汽车等重要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举措已陆续落地,2019年“两会”审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合作的环境更加友好,中外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机会,不断扩大合作和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二是国际市场开发。在经济全球化、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搞好企业,单打独斗都行不通,企业需要更加专业、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合作伙伴。因此,国资委不仅支持中央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加强合作,也鼓励中央企业通过联合投标、共同投资等多种方式,扩大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范围。目前,中央企业在国际化方面的经验和能力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更多地与咨询、资信调查、评级、会计、审计等业界人士和企业深入合作。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正在加快促进国有企业市场化,优化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结构。这一进程是开放的、合作的,需要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央企改革和结构调整,共同探索各类所有制经济深入合作的途径和方式,在产业整合、转型升级、股权投资等多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目前国资委正按照以管资本为主的思路,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要求,加快推进职能转变,优化监管方式,力求把握好“放好”与“管好”的关系,使中国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高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打造优秀的上市公司。而这对国资委来讲也极具探索和挑战,因此需要与优秀企业加强合作,借鉴好的经验和做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苏世民


  苏世民结合自己在中国数十年的经验称,中国已经从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变成现在非常有活力的多元化经济体。

  他指出,中国与西方进行坦承的沟通至关重要。目前西方民粹主义盛起,可能会造成全球政治的不稳定。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而实际上,西方很多人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并不是很了解。

  苏世民称自己最近非常关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19.530, 0.01, 0.05%)、自动驾驶等科技领域的发展。其中人工智能或将重塑世界格局,几乎可以在医药、制造、教育等每一个领域带来巨大变革。

  不过他指出,技术的变革可能扰乱全世界的劳工队伍,需要采取应对措施,对劳工开展培训和再培训。同时也带来巨大的伦理挑战。接下来需要探讨技术给劳工、伦理和政策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这需要全球合作,分享实践经验,制定全球标准。

  苏世民还提及中美贸易关系,他称中国需要继续现代化,并吸取好的实践经验确保共同发展;美国也需要给中国提供标准化的贸易政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保持一致。“尽快解决贸易争端,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苏世民说。

  以开放引领未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


  韩文秀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他认为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开放的深度和维度提出更高要求。他提出五点具体举措:

  第一,中国乐见外商独资企业,外资将有更大市场空间;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更知行合一;

  第三,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为国有、外资、民营企业搭建公平竞争舞台;

  第四,注重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内外联动,深化国内供给侧改革;

  第五,从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转向规则性的开放。加强货物和服务领域的开放,规则和制度的开放,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平台。

  后韩文秀指出,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将积极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符合的责任。

  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蒂姆·库克对于全球经济整体乐观,并以中国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蒂姆·库克称,苹果业务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进步为迎接全球化挑战贡献一己之力。他指出,苹果在中国有超过200万开发者和创业者,为软件市场提供开发工具;苹果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为贫困地区提供教育机会,推动社会公平;在中国市场利用可再生能源,并帮助供应商接纳清洁能源。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李稻葵表示,全球化领导者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自身国内市场足够大;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产业;国内自我调节能力强。

  他回顾历史,指出英国自1846年至一战爆发期间,是全球化的引领者,此后美国接棒,然而2016年伴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这一格局结束。

  李稻葵称,“美国出现疲态,技术统治力下降,国内调整能力不足等。”中国在一些领域出现优势,但中国愿意开放,愿意扩大进口,并对内改革,这些态度不被美国官员信任。

  李稻葵指出,眼下有三种可能出现的场景,

  其一,美国继续单干,但走不远;

  其二,重建新的WTO,但这可能造成贸易大衰退;

  其三;中美欧平等合作,共同引领全球化。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瑞·达利欧


  瑞·达利欧表示,“世界发展的规律是不断重复的”,这背后有四大驱动因素:生产率、短期债务周期、长期债务周期、政治活动。

  生产率的提升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率之外,信贷和资金也是重要因素,这分为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

  “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利率降低至0,企业借钱回购股票成本低,流动性充斥,但是也加剧了贫富差距,由此造成民粹主义抬头。

  瑞·达利欧参照大国兴衰的过程指出,中国在很多指标上崛起,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一次的经济奇迹。但在应对现有挑战的同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通过开放合作还是竞争的态度来应对挑战。

  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


  科鲁格表示,中国是第二大贸易国和商品消费国,许多跨国企业都从快速发展中获益,宝马也是其中之一。

  科鲁格介绍,中国汽车行业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汽车电动化进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将是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目前宝马已经在中国生产并出口。


  科鲁格认为,创新力量正在让中国从战略市场变成全球价值创造中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挑战和机遇并存,与跨国公司合作至关重要,但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

  他认为在此背景下有两点需求,首先,需要一个跨国的联合机构共同制定移动出行的标准;其次,需要稳定的贸易政策。“开放的市场能促进经济繁荣,4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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